陳澄波 CHEN Cheng-Po（Taiwanese｜1895年生）

陳澄波（CHEN Cheng-Po，1895–1947）出生於台灣嘉義，是台灣近代美術發展的重要先驅之一。其藝術生涯橫跨日治時期與戰後初期，足跡往返台灣、日本與中國，並在不同文化環境的交流之中逐步建立個人的繪畫語言。他以油畫最為人所知，尤長於風景創作；嘉義、淡水、台南及上海、蘇州、杭州等地的城市與自然景觀，皆曾成為其反覆描繪的題材。對陳澄波而言，風景並非單純對外在景物的再現，而是理解土地、生活與文化的方式。

陳澄波早年曾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科，接受石川欽一郎等人的美術啟蒙，畢業後任教於公學校。1924年，年近三十的陳澄波赴日本留學，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並於夜間前往本鄉繪畫研究所加強素描與油畫訓練。相較於當時許多較年輕赴日的台灣美術學生，陳澄波較晚才正式進入專業藝術教育體系，卻很快在日本官展中取得重要成果。

1926年，仍為東京美術學校三年級學生的陳澄波以描繪故鄉的油畫《嘉義街外（一）》入選第七回帝國美術院美術展覽會（帝展），成為第一位以西洋畫入選帝展的台籍畫家。作品取材自嘉義住家附近的街道景觀，故鄉由此進入日本近代官方美術展覽體系。1927年，他再以《夏日街景》入選第八回帝展；1929年的《早春》亦入選第十回帝展。同一時期，他亦參與白日會、太平洋畫會、槐樹社及臺灣美術展覽會等展覽，逐漸建立其在台灣與日本畫壇的地位。

1927年，陳澄波自東京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畢業後進入該科研究科繼續研習，至1929年結束東京時期。同年，他前往上海，先後於藝苑、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及昌明藝術專科學校等藝術教育機構任教，並積極參與當地藝術活動。上海匯聚中國畫、西洋畫及各種近代藝術思潮的文化環境，使陳澄波接觸王濟遠、王一亭、張聿光、潘玉良等當時藝壇人物，也使其原本主要建立於日本近代西洋畫教育的創作方法產生新的變化。

上海時期是陳澄波藝術發展的重要轉折。除了持續進行油畫創作，他大量接觸中國書畫，並透過人物速寫、水彩、水墨等媒材探索線條與筆觸的表現。中國傳統繪畫對線性節奏、空間與筆墨的理解逐漸進入其西畫實踐，使他的作品不再只是延續東京美術學校所接受的學院訓練。上海、蘇州、杭州等江南景觀亦成為其重要題材，城市、水岸、橋梁、屋舍與人物在畫面中形成與台灣風景不同的文化經驗。

1933年，陳澄波返回台灣定居。翌年，他與顏水龍、廖繼春、李梅樹、楊三郎、李石樵等藝術家共同成立臺陽美術協會。臺陽美展成為日治後期台灣重要的民間美術展覽平台之一，並在戰後持續運作。陳澄波除了參與展覽，也積極投入台灣美術環境的建立與藝術交流，使其角色不只是一位創作者，同時也是台灣近代美術組織與公共文化發展的參與者。

返台後，故鄉風景成為陳澄波創作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嘉義街道、嘉義公園、淡水山城、台南新樓與台灣各地的日常景觀反覆進入他的畫布。相較於單純追求景物的透視與比例，他經常重新安排道路、建築、樹木與人物的位置，以蜿蜒線條、俯瞰視角、層疊空間與富有節奏的筆觸建立畫面。樹木有時伸展得近乎人物般具有生命感，街道與屋舍則隨著地形起伏，使可辨識的真實場所轉化為具有強烈個人感受的風景。

1935年的《淡水風景（淡水）》是其返台後成熟期的重要作品。畫面由高處俯視淡水街區，蜿蜒道路穿過層疊的房屋與山城，人物散布其中，使地景同時具有生活感與強烈的空間節奏。此作後於2015年經文化部指定為重要古物。1937年的《嘉義公園》系列則進一步將熟悉的故鄉場所轉化為具有高度象徵性與生命力的圖像；鳳凰木、池水、禽鳥、人物與公園設施在畫面中形成近乎童話般的世界。這些作品顯示陳澄波成熟期的風景並非自然景物的被動記錄，而是藝術家重新組織土地經驗後形成的視覺世界。

陳澄波對人物與日常生活同樣保持濃厚興趣。除風景外，他留下自畫像、家族肖像、裸女、人物速寫及日常生活題材等作品。上海期間的大量人物習作尤其顯示他對人體、線條與動勢的持續研究。不同媒材之間亦彼此影響：油畫的色彩與厚重筆觸、水彩與淡彩的透明感，以及書法、水墨所強調的線條和運筆，共同構成其多層次的藝術實踐。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進入新的政治與社會環境。陳澄波除持續創作與推廣美術外，也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曾任嘉義市各界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及嘉義市自治協會理事。1946年，他當選嘉義市第一屆市參議會議員，並擔任第一屆臺灣省美術展覽會審查員；他亦曾規劃推動美術教育，希望建立更完整的藝術教育環境。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澄波受事件牽連。同年3月25日，他在嘉義車站前遭公開槍殺，享年53歲，其創作生涯驟然中止。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其死亡及相關歷史在台灣社會難以被公開討論；家屬則持續保存其作品、書信、照片、剪報與相關文獻。這些材料後來成為重新研究陳澄波藝術與台灣近代美術史的重要基礎。

陳澄波留下的不只是個別著名畫作。他的生命經驗連結了日治台灣的近代美術教育、日本官展體系、1920至1930年代的上海藝壇、台灣民間美術團體的形成，以及戰後初期的公共文化活動。東京所接受的西畫訓練、上海時期對中國書畫與線條的重新理解，以及返台後對地方風景的長期凝視，在其作品中並非簡單拼接，而逐漸轉化為高度個人化的繪畫語言。

從1926年《嘉義街外（一）》進入帝展，到1930年代後反覆描繪嘉義、淡水與台灣各地景物，陳澄波始終將自身所處的土地置於創作中心。他筆下的道路、樹木、屋舍、公園與行人既是日常生活的景象，也是時代留下的視覺記憶。其作品及保存下來的大量文獻，使今日得以從一位藝術家的生命軌跡，看見台灣近代美術在日本、中國與台灣之間交流、轉化與形成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