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米羅 Joan MIRO（Spanish｜1893年生）

胡安．米羅（Joan MIRÓ，1893–1983）出生於西班牙巴塞隆納，是20世紀現代藝術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藝術家之一。其創作橫跨繪畫、素描、版畫、雕塑、陶藝、拼貼與大型公共藝術，並在具象與抽象、自然觀察與幻想、精密構圖與自發性之間建立出高度個人化的視覺語言。米羅曾與巴黎超現實主義團體密切往來，亦吸收其對夢境、潛意識與自動性創作的探索，但終其一生並未將自己限制於單一藝術流派；相反地，不斷破壞既有形式、重新發明自己的藝術語言，成為貫穿其近七十年創作生涯的重要特徵。

米羅出生於工匠家庭，父親從事金匠與鐘錶製作，母親家族則具有木工背景。自幼學習繪畫的他，1907年依父親期望進入巴塞隆納商業學校，同時於La Llotja藝術學校修習藝術。完成商業訓練後，他曾短暫擔任公司職員，卻因工作壓力與疾病離職，並在家族位於加泰隆尼亞Mont-roig的農莊休養。這段經驗使他決心投入藝術，之後進入Francesc Galí創辦的藝術學校學習。1918年，米羅於巴塞隆納Galeries Dalmau舉辦首次個展；1920年首度前往巴黎，此後長期往返巴黎、巴塞隆納與Mont-roig，而加泰隆尼亞的土地、農村生活與自然環境亦成為其終身創作的重要根源。

1921至1922年完成的《農莊》（The Farm）集中呈現了米羅早期對現實世界近乎執著的觀察。作品描繪Mont-roig家族農莊中的樹木、動物、農具、建築與日常器物，各種細節被逐一納入畫面；美國作家海明威後來購藏此作，並對其極為珍視。《農莊》也成為理解米羅藝術轉變的重要作品：此後他並非單純「放棄寫實」，而是不斷將曾經細密觀察的自然世界壓縮、變形與重新編碼。1923至1924年的《加泰隆尼亞風景（獵人）》中，人物、動物、土地與植物已逐漸轉化為線條、符號與幾何形體；至《哈勒昆的嘉年華》（1924–25），現實空間更進一步被各種漂浮的生物形態、眼睛、星辰與奇異物件佔據。

1920年代的巴黎使米羅進入當時最活躍的前衛藝術環境。他與詩人及藝術家往來，接觸達達主義與安德烈・布勒東領導的超現實主義圈，並於1925年參與超現實主義相關展覽。米羅對詩歌、夢境、偶然與自動性創作產生濃厚興趣，卻始終沒有完全服從超現實主義的理論體系。他的圖像即使高度簡化，仍經常可以追回自然與具體事物的來源：女人、鳥、星星、太陽、月亮、眼睛、昆蟲與土地反覆出現，逐漸形成一套近似私人文字的視覺符號系統。這種語言使他的畫面能在可辨識與不可辨識之間游移，也成為日後最具辨識度的米羅式世界。

1928年，米羅造訪荷蘭，在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接觸17世紀荷蘭繪畫，並購買作品明信片作為創作素材。《荷蘭室內》系列並不是對古典作品的模仿，而是將原作中的人物、樂器、家具與室內空間徹底拆解：比例被任意放大或縮小，透視遭到壓平，人體與物件轉化為具有節奏感的色塊、曲線與生物形態。米羅藉此證明，即使以既有藝術作品為起點，圖像仍能透過變形與重組獲得完全不同的生命。

同一時期，米羅開始提出著名的「暗殺繪畫」（assassination of painting）觀念。他反感繪畫逐漸成為資產階級文化中的裝飾性商品，也不願被自己已經成熟的風格囚禁，因此刻意挑戰傳統架上繪畫的權威。他製作拼貼、物件與「反繪畫」，使用粗糙或非傳統材料，破壞畫布原有的完整性，並逐步進入雕塑與其他媒介。所謂「暗殺」並不是停止繪畫，而是拒絕讓繪畫變成固定的技術、品味與公式——每當一套語言開始變得安全，米羅便試圖將它拆掉重新開始。這種自我破壞與再創造，後來成為其藝術生涯反覆出現的動力。

1930年代的政治動盪使米羅的創作出現更強烈的不安與暴力感。西班牙內戰爆發後，他支持共和政府。193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期間，西班牙共和國館同時展出了畢加索的《格爾尼卡》與米羅的大型壁畫《收割者》（The Reaper，又稱Catalan Peasant in Revolt）；後者描繪高舉鐮刀的加泰隆尼亞農民，原作後來失佚。同年，他亦製作《Aidez l’Espagne》（Help Spain）圖像，以舉起拳頭的農民呼籲支持共和陣營。原本經常帶有遊戲感的符號語言，在戰爭與政治暴力之下因而呈現出更尖銳的情緒。

1939年至1941年間，歐洲再次陷入戰爭，米羅先後在法國諾曼第與西班牙工作，完成23件著名的《星座》（Constellations）系列。畫面布滿星辰、女人、鳥、眼睛與彼此交纏的細線，有限的紙面被轉化為密集而近乎無邊界的宇宙。米羅曾回憶，夜晚、音樂與星空使他產生逃離周遭現實的需要，而創作《星座》使他在戰爭悲劇中獲得某種解放。這批作品因此並非單純描繪夢境，而是在現實世界遭到戰爭摧毀時，由藝術家建立出的另一套精神空間。1945年，《星座》於紐約Pierre Matisse Gallery展出，亦使戰後美國藝術界更廣泛接觸米羅成熟的符號語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米羅的國際影響力持續擴大，但他並未停留在已經廣受辨識的繪畫形式。1941年，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已為他舉辦重要回顧展；1947年首次前往美國後，他接觸到不同尺度的公共藝術與戰後藝術環境，並開始更積極投入大型壁畫、版畫、雕塑與陶藝。米羅與加泰隆尼亞陶藝家Josep Llorens Artigas長期合作，將自己的線條、符號與色彩轉移至陶土、釉料及建築尺度之中，使火焰與材料本身的不可控制性也成為創作的一部分。

1956年，米羅定居馬略卡島帕爾馬，建築師Josep Lluís Sert為他設計工作室。獲得大型工作空間後，他得以重新檢視多年累積的作品，也開始以更大的尺度與更直接的身體動作進行創作。1958年，米羅與Artigas為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完成大型陶瓷壁畫《太陽之牆》（Wall of the Sun）與《月亮之牆》（Wall of the Moon），並因此獲得Guggenheim International Award。此後，雕塑、陶藝與公共藝術不再只是繪畫之外的附屬實驗，而成為其成熟創作的重要部分。

米羅的雕塑同樣延續了他重新觀看日常世界的方法。他經常從撿拾而來的普通物件出發，將椅子、容器、工具、玩具或其他現成物重新組合，再以青銅鑄造，使原本熟悉的物件變成鳥、女人、頭部或難以命名的生物。這些作品與他的繪畫共享同一套想像機制：自然與日常事物並未消失，而是在藝術家的轉換之下獲得新的身分。到了晚年，巨型雕塑與公共委託更使這套私人符號進入城市與建築空間。

1975年，Fundació Joan Miró於巴塞隆納Montjuïc正式開館。這座由米羅與Josep Lluís Sert共同推動的基金會不只是保存藝術家作品的紀念館，也被設想為讓當代藝術家持續實驗與交流的空間。此時已享有國際聲譽的米羅仍拒絕重複自己。1970年代，他創作一系列「燒灼畫布」（Burnt Canvases），直接以火焰燒穿、焦黑甚至部分摧毀畫布，再於殘存表面加入顏料。對一位作品早已進入重要美術館與藝術市場的大師而言，這種行為再次回應了數十年前「暗殺繪畫」的企圖：藝術不能因為被認可而停止冒險。

米羅晚年獲得多項重要國際榮譽，包括1958年Guggenheim International Award及1980年西班牙美術金質獎章等，其作品亦進入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古根漢美術館、泰特美術館、龐畢度中心、巴塞隆納Fundació Joan Miró等世界重要機構收藏。1983年12月25日，米羅於馬略卡島帕爾馬逝世，享年90歲。

從《農莊》中幾乎逐一清點世界的細密觀察，到《哈勒昆的嘉年華》的幻想生物、《星座》的宇宙符號，再到陶瓷壁畫、現成物雕塑與被火焰燒穿的畫布，米羅近七十年的創作並不是一條由具象走向「簡單抽象」的直線。他始終從土地、自然、人體與日常物件出發，再將所見之物拆解成屬於自己的視覺文字；而當這套文字逐漸成為風格，他又主動將它破壞。孩童般的自由、詩性的聯想與看似單純的線條背後，存在的是長期的觀察、反覆的形式實驗，以及對藝術制度與自身習慣持續不斷的質疑。也正因如此，米羅留下的不只是星星、女人與鳥等辨識度極高的符號，而是一種不斷重新發明「繪畫可以是什麼」的創作方法。